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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倭寇真相谢氏血案致海商转而为寇

2018-10-29 12:38:52

明代“倭寇”真相:谢氏血案致海商转而为寇

明中叶以后,沿海地区人口过剩,加之土地兼并严重,赋税繁多,很多农民破产,无以谋生,遂入海经商。可以说,利润丰厚,“一倍而博十倍、百倍之息”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,不仅平民以此为生,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。   海禁无法停止海上走私   出身农民,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(1371年)颁布了一道海禁令——“片板不许入海”,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,因其能带来“君临天下、万邦来朝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。   然而,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。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,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,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,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。很快,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,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,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。鼎盛时期,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、马来、琉球、暹罗等国海商,成为远东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。欧洲的自鸣钟、火器,南洋群岛的胡椒、香料,江南的丝绸、棉布、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。   谢氏血案转商为寇   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,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。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——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,并威胁要报官,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,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。   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。他颠覆双屿港,并挥师入闽,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,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,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。   从此,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。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,不得不转商为寇,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。   想做红顶商人的寇首   王直,徽州人,本姓汪。双屿港之战后,王直收集余党,转移到舟山烈港(沥港)重振势力。他读过书,深谋勇略,思想超前,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,其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,通商互市。   开始时,在地方官默许“私市”的暗示下,王直主动配合官府,平定了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,维持沿海秩序,确立了自己“海上霸主”的地位,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。然而,官府却背信弃义——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,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,王直败走日本。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,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络遭受重创。   此后数年,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,他带来了中外商船,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,深受当地领主欢迎。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——“绯袍玉带,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,皆金甲银盔,出鞘明刀”,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,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,而“三十六岛之夷,皆其指使”。然而,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,在大海的这边,在他的故土和祖国,却被视为“东南祸本”,名列通缉令榜首。   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,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,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。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,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,优裕供养,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,劝王直早降。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,封官许愿,并答应通商互市。   当其得知亲人无恙,王直喜极而泣。为了表示诚意,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,随后率精锐千余人,乘“异样巨舰”回到舟山岑港,大兴土木,预备开市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,他坦然前去,没想到,一去便被扣留了。   胡宗宪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。然而残酷的现实是,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“海上帝王”,早先为擒斩王直,便曾开出“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”的惊人厚赏。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,胡为求自保,不得不改变了态度。   嘉靖三十八年(1559年),王直在杭州被斩首。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:“不意典刑兹土!”伸颈受刃,至死不求饶。   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,那么他的罪状也不过是“要挟官府,开港通市”,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的梦想,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“红顶商人”。   万千中国“倭寇”人头落地   诱杀王直,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,他们由绝望、怨恨而至彻底堕落,很快“新倭复大至”。在俞大猷、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,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,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,进行了疯狂的报复,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,沿海县城纷纷沦陷,天下震惊。古来杀降不祥,就在王直死后不久,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,终含恨自杀。   可以说,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——万千中国“倭寇”人头落地,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,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。朝廷逐渐意识到这一点,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,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,“准贩东西二洋”。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,依稀透进一线曙光。而诸多找到生机的中国“倭寇”亦很快由寇转商,“倭患”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。   共谋一场虚构的异族入侵   倭寇历史可大致归纳为前后两期。前期倭寇指的是14、15世纪进犯朝鲜半岛,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倭寇,以及元末明初时与方国珍、张士诚余部勾结犯山东的倭寇,这个时期的倭寇基本为来自日本的“真倭”。而后期倭寇,即16世纪的“嘉靖大倭寇”则为“假倭”,确切地说是“中国之寇”。   在嘉靖朝残暴严厉的海禁法令下,入海者一旦事发,便可能株连九族,从沿海民众的角度考虑,冒充“倭”可以保护家人。至于那些沿海官军,遭遇动乱时,不管是不是倭,只要上报为“倭乱”,就可以把问题“政治化”,失败了容易推卸,赢了则奖赏更高。而对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来说,将沿海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,将其极端仇视的海商力量与叛国者画上等号,镇压起来也更为便利与合理。于是,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的抗争和叛乱,便被各怀目的的几方,共同虚构、共谋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。   据《中国国家地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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